参考资料1：
    社会保障制度源起于19世纪的工业化鼻祖英国和19世纪末的德意志帝国。轰轰烈烈的欧洲工业革命颠覆了原有的社会经济秩序，大量劳动者暴露在工业化大生产带来的种种风险之中：工伤、医疗、失业、贫困、养老等等。工人阶级对生存权利的争取，资产阶级对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需要，国家对社会控制的渴求，最后在一点上达成了妥协：铺设一张基本的社会保障网。
20世纪50~60年代，在经历了二战的巨大创痛之后，西欧、北欧的一些发达国家纷纷建立起以高福利为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人称“福利国家”。根据瑞典著名学者科斯塔?埃斯平―安德森的理论，福利资本主义可以划分为“三个世界”：
（1）“自由主义”的福利国家：具有普遍性的、低水平的转移支付或社会保险计划，受益者主要是低收入群体，在经过严格的家庭经济情况调查后领取数额不高的国家津贴。国家鼓励市场提供福利项目，造成贫穷的国家福利接受者和从市场获取福利的大多数人之间的二元对立。典型国家如美国和加拿大。
（2）保守和浓厚“社团主义”的福利国家：历史上具有社团主义―国家主义的特色，对市场或社会权利的迷恋都未曾占据主流，强调的是公民权利与阶级和地位相联系。国家随时准备取代市场成为福利提供者，但它对身份差异的支持意味着其再分配功能微弱。典型国家如法国和德国。
  （3）“社会民主”的福利国家：所有阶层被包括在一个全民保险体系内，再根据相应的收入划分津贴等级。追求一种最高水准的平等福利，而非别处所追寻的满足最低需要的平等。这个模式将市场挤出，因而建造了一个全民团结赞成的福利国家。所有人为此付出的代价是高税收。典型国家如瑞典和芬兰。
参考资料2：
    我国上个世纪50年代初建立起的城镇职工医疗保险体系，带有计划经济体制之下较为浓厚的“大锅饭”特征和高福利色彩，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形势下，正在显示出越来越多的弊端，如医药费用由国家和企业负担过多，缺乏稳定充足的资金筹集渠道；企业与企业之间经营效绩不同，单位与单位之间具体情况不同，职工事实上能够享受到的医疗待遇也会苦乐不均；卫生资源配置条块分割，重复建设，结构不合理，运行成本高；医药费用支出方式不合理，药品浪费严重，等等。按照中央和国务院确立的医保改革、卫生体制改革、药品生产流通体制改革“三改并举”的原则，北京、上海、深圳等地方积极推进的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就是要通过制度建设和体制创新，协调社会保险机构、医疗卫生机构、用人单位和职工个人等多方面的权利和义务，促进医疗卫生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优化组合，力争在为城镇职工提供医疗保险服务的问题上，用较低的社会成本支付实现较高的社会公共效益。
    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开始实施之后，传统的公费医疗、企业大病统筹将逐渐退出人们的生活，职工生病就医之后，将不再回到单位去报销医药费（也就不再担心自己的医药费能否及时报销），而转向社会保障的渠道，由社会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或个人医疗账户支付。概括地讲，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将实现“四个转变”：由单位自我保障转变为社会互助共济，由单位管理转变为社会化管理，由企业自筹资金转变为职工、企业双方负担，社会筹集，由政府和企业无限责任式的福利保障转变为相关各方权利和义务的高度统一。
    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是我国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中一个难度很大的关键环节，它切合了当前国有企业改革继续推进、社会流动和社会分化步伐加快、社会老龄化趋势越来越明显等客观现实条件，适应并满足了普通社会成员在健康和医疗方面的要求和权利，相信将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扮演一个积极而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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