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某药房做的一次“百姓缺药调查”发现，百姓想用却买不到的大多是政府降过价的药品或者价钱便宜、疗效明显的药品，其中70%的药品早已不生产了。在此之前的19次药品降价中，百姓到医院里看病照样贵，在药店里买药价格照样高。药品降价这项“民心工程”在错综复杂的医药购销“潜规则”面前难有作为。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式发出通知，调整心脑血管等10类354种药品的最高零售价格。其中70%的品种价格下调，最大降幅达85%。如此大的降价幅度，按说是令人高兴的事。但是，日前某药房做的一次“百姓缺药调查”发现，百姓想用却买不到的大多是政府降过价的药品或者价钱便宜、疗效明显的药品，其中登记表上70%的药品早已不生产了。

　　有关专家认为，这份登记表折射了当前我国药品反常的“降价死”现象。因为，在此之前的19次药品降价中，百姓到医院里看病照样贵，在药店里买药价格照样高，那么这第二十次降价是否能让人尝到什么甜头？

　　降价药药店买不到

　　难上处方没啥实惠

　　从1996年起，原国家经贸委开始整顿药品价格秩序，并下发了《药品价格管理暂行办法》，从1997年起加大了药品降价的速度和力度。

　　“但降了这么多年的价，老百姓并不买账，因为他们没有得到真正的实惠！”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疑难病症专家委员会委员赵学铭说，不论哪种药，只要一宣布降价，不久就会在市场上消失。

　　记者日前来到北京朝阳区的一家药店买此次降价的华法林片剂，规格为2.5mg×60，营业员告诉一盒药23.5元。记者质疑：“这药不是已经降到18元了吗？” 营业员说：“国家规定的降价药是另外一个规格、别的厂家生产的，我们这种药是另一个厂的，所以没降价。”

　　随后记者又走访了附近的多家药店，发现在此次降价行列里的一些常用的药品很多都没有销售。在其中的一家药店，记者询问是否有此次降价的维生素B4，营业员随口就说“卖完了”。当记者拿着降价药品单询问时，许多大药房的营业员都称“没有”或者“我们这里只有不降价的”。

　　在记者采访时，有许多消费者表示，这么多次的降价患者并未感受到药品价格下降带来的实惠。赵女士拿着这次的降价单，告诉记者：“药品降价好多次了，中间环节没变，最后人家不卖降价药就是了。像现在一种药名字好几种，我们也根本不知道哪个是降价药，回头人家换个名字再卖不就行了。”

　　进行此次“百姓缺药调查”的药房陈经理说：“我们药店搞的这个‘百姓缺药登记表’，发现老百姓需要的都是些‘老药品’，如阿莫西林、头孢曲松钠、酵母片等，其中大多为政府宣布降价的药品或者价钱便宜、疗效明显的药品，于是我们专门建立了一个‘老药柜台’，准备满足百姓吃普通药的愿望。可我们到市场采购发现，70%的‘老药’特别是降价药早已没有了货源，因为政府一宣布这些药品降价后，厂家、药店和医院都没有了利润空间，不生产、不购进，使得这些药品惨遭市场淘汰，最后我们的‘老药柜台’也无法办下去了。”

　　据一项调查显示，在某省立医院，头孢他啶前6个月平均每月用量为4537支，自降价后的第二个月开始，用量就仅为2400支，下降了47%，可见降价与临床处方使用量之间的关联性之强。降价药品难上处方，降不降没两样，让本是“惠民工程”的降价大战输了民心。

　　药品降价斗不过“潜规则”

　　公关费让降价胎死腹中

　　看病贵，主要贵在药价长期虚高，政府对药品降价的次数已经多达20次，其降价范围之广、频率之高、力度之大都是史无前例的。但医药界人士认为，如果没有完善的配套措施做保障，药品降价这项“民心工程”在错综复杂的医药购销“潜规则”面前难有作为。

　　一位药企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抗生素是我们企业的主要产品，是一种基本药物。尤其是我们生产的这种，质量、效果非常好。但降价之后，我们基本上不再走货了，库存中还有很多没有销售完的，所以估计企业这个月不再生产了。”

　　随后他向记者介绍了其中的原由：医院和医生赚的少了，怎么还会用我们的货。现在抗生素类的替代药物太多，仅仅降了几种抗生素的价格，医院完全可以找出理由进另外价格高的抗生素药物，因为医院和医生具有绝对的用药决定权。

　　干了10多年医药代表的辛女士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某种抗生素1支卖50元时，“公关费”可以达到20元左右。后来降价降到27元左右，其“公关费”约10元，也算勉强可以支撑。但现在降到20元以下，“公关费”都不到5元，根本填不饱医院各个环节的胃口。所以医院也就不会进这种药了，医生自然也不会开了，降价药不死才怪呢！

　　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从2004年到2006年上半年，虽然降价频繁，但治疗肿瘤、心脑血管、抗感染的药物的加权平均价格并没有下降，反而上升了近20%。有专家认为，在药品降价的背景下，加权平均价格却上涨，最有可能的解释就是，某些药品价格的变化导致了市场中不同药品的使用比例发生改变，中高端产品使用比例放大。

　　医药若再不分家

　　百姓只能空欢喜

　　辛女士给记者举了另外的一个例子——“胸腺肽注射液”进口的700元一瓶，合资生产的200元一瓶，国产的五六元钱一瓶，药效基本一样。但现在国产的几乎卖不出去，因为按照“规定”，医院用国产药只有几角钱的利润，长此以往，国产的“胸腺肽注射液”将永远退出舞台。

　　造成降价药和这种既便宜疗效又好的药失去市场的原因就在于目前的“医药不分”。浙江省杭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郭泰鸿认为，当前实行的“医药不分”、“以药养医”补偿机制，使药品销售与医疗机构和医生之间发生了直接的经济利益关系，这种利益把药企和医生拉向了“价重于效、价高于效、价先于效”的道路，促使他们向利益倾斜。不改变这个根源，百姓仍要吃高价药。

　　一位医药界人士告诉记者，对很多药品尤其是仿制药来说，医药企业一般只获得正常的生产利润，不管定价高或者定价低，其出厂价都不会相差很多，但药品定价却直接影响着其销售量，药价定的越高，药品一般就越好卖，药厂利润也就越大。所以在被现行的医药购销“潜规则”的逼迫之下，药企只能在国家降价后，或者重新涨价，或者生产更贵更高档的品种，才能有钱赚。伴随着降价药的消失，一夜之间又生出了很多“新药”，如已经不常见的普通红霉素药品，“重生”后市场上有47种，价钱也随之提高，甚至高达普通红霉素的10倍。这就叫“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单纯行政降价只能让老百姓空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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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降价不能

　　解决药价虚高

　　有关专家分析，当前我国有6000多家药品生产企业，在生产领域已经处于一种完全的市场竞争状态；但在消费环节，85%的药品仍然被医疗机构所掌控，医疗单位既是买方市场的支配主体，又是卖方市场的支配主体，因为百姓用药是被动的，必须听从医疗单位的建议。其垄断经营的结果是使充分市场竞争所带来的好处，留给百姓的只有一点点。

　　安徽医科大学药学院副院长陈飞虎教授说，“降价死”现在成了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药品价格越低，越是卖不出去，这是因为老百姓对于药品的消费一直处于被动状态，由于回扣、利润诱惑，医生自然开那些利润高的药品。如果医疗机构不进降价药、低价药，药企也就停止生产和供应。

　　行政降价不是解决药价虚高的根本办法，但是药品降价的方向必须坚持，但现在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尽快启动医药分家，探索治本之策，从根本上真正解决矛盾。

　　北京朝阳医院院长王辰表示，要实行医药分家要有几个基础：一、“中间环节”被医院的个别人和医生拿走，严重腐蚀了医务工作者的队伍；二、如果能够将“中间环节”的钱转移到医院、患者、医药生产企业，完全可以解决患者看病难、医院“以药养医”、生产企业利润不足的问题；三、医药分家断掉“中间环节”后，现行体制下医院的药品收入不能减，除非财政愿意贴钱。

　　有关专家提出，由于我国医药不分的体制弊端，上游的市场竞争和下游的垄断经营存在冲突，政府如果单纯依靠行政手段调价，而不从整体上去考虑，只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 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在今年的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卫生部部长高强指出，“医药分开”的实质是改革医院“以药补医”机制，逐步取消药品加成政策，政府财政对医院给予相应经费补贴，并实行药品收支两条线管理，切断药品收入与医院的经济联系。对公立医院要规范收支管理，控制盲目创收倾向。

　（许黎珊）

    《市场报》 (2007-02-09 第0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