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福范、卓泽渊两位专家对“廉关”现象把握很准确，对“廉关”形成以及成风的原因分析也都很透彻。“年关”（并非仅指春节，而是泛指传统的大众节日以及领导干部个人家庭的婚丧嫁娶机会，因此，也可称之为“节日”。）变“廉关”，是这些年来一个变得越来越突出的廉政问题。

　　为什么“年关”逐渐演变成了“廉关”呢？两位专家在分析中给出的几个设问都很好地折射出了这个现象背后的核心原因，简单地说，就是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这些权力具有绝对性、独断性、数量多、自由裁量幅度大以及问责缺乏、暗箱运作、难以监督等特点。

　　最为关键的还是如何使“年关”不再成“廉关”。两位专家都给出了一些建议，但或者过于宏观，或者过于简单。显然，治理这个问题难以有灵丹妙药以立竿见影。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三尺之冰也难以一日消融。应当说，这些年治标和治本的对策都各有不少：在治标方面，党和政府不断加大查处腐败力度，逢年过节不断发禁令，加强监督检查是主要对策；在治本方面，出台廉洁从政规定、实行礼品登记制度，不断深化经济、政府体制改革是主要对策。虽然这些对策都有必要，也都有各自的效果，但从实际结果来看，在廉洁和腐败的拉锯战中，还是腐败占了上风，真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因此，评论者的对策建议就是：第一，要继续坚持以往的对策，更要在执行上下功夫。不能因为腐败占了上风，就失去信心，甚至对已经出台的措施产生怀疑甚至被抛弃。已经出台的对策多数是好的，如果说有问题，也主要是政策本身还不完善，执行不力；第二，要进一步深化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那些导致权力过分集中、权力难以监督的政治体制要优先提上改革的议事日程。具体说来，主要有两项：一是对领导班子制度进行实质性改革，切实落实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实现决策的民主化和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化；二是要继续深化纪检监察体制改革，以实现监督机构的相对独立性。这两项改革边界因素少、周期短、风险小，而且效果肯定是明显的。

　　需要强调的是，评论者不主张优先特别是激进地推行民主改革。理论或抽象层面上，“民主是个好东西”，最彻底，可以一劳永逸，但这只是指民主的理想状态。理论不等于实践，理想不等于现实。人类迄今为止所设计出来的达到民主理想状态的具体制度安排还有很大的局限性，这些制度的推行还在很多程度上受到文化传统、人的素质的影响。这就决定了民主建设，特别是中国的民主建设必将是一个周期长、风险大，更关键的是其过程甚至结果的高度的不确定性。姑且不说其过程和结果，单单周期长就是对现实腐败严峻挑战的视而不见以及对廉政建设紧迫性的不负责任。民主热应该冷却一下了。相对来说，法治比民主更可靠、更可行。那些深入研究中国问题，提出切合中国实际改革议题的研究和探讨理应被倡导。（点评者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廉政研究室副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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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好“廉关”：七嘴八舌话对策

　　“过关”说

　　文 林：“年关”变“廉关”，须把四道关：一是自律关。物必自腐而后虫生。一名领导干部的贪腐、堕落，往往是从不注意小节开始的。二是纪律关。不能做什么，禁止做什么，必须怎么办，清清楚楚，一目了然。三是监督关。拓展监督的渠道，使监督无所不在。四是惩处关。必须对那些既不自律，也不遵守纪律的违纪违规者予以最有效的打击和惩处。

　　“硬约束”说

　　张华强：“廉关”也要有硬规定：一是在年前对廉政措施的落实情况进行一次全面的验收。“欠账”一定要还。二是进行廉政述职。进行全方位考评，看看有没有领导干部收入与支出不相符的情况。三是对明显“肥”起来的腐败分子在年前集中惩处一批。“秋冬行刑”，更能起到示警作用。四是规定党员领导干部在基层或者一线过年。

　　“闭门”说

　　王克群：春节，领导干部不妨来个“闭门谢客”，家门口也不妨挂上“有事节后办公室谈”的牌子，还要管好自己的妻子、孩子，这样做不太容易，但关键要看你有没有决心和勇气。对于上级领导，也不妨打个电话致一声新年的问候，道一声良好的祝愿。请相信，作为一个廉洁、开明、正派的上级决不会因你未“登门拜访”而怪罪于你，除非他是贪官。

　　“下放”说

　　郑树平：春节即将到来，领导干部回乡过年，起码有以下三大好处：首先，能为家中的老人尽孝道，看望亲朋好友及乡亲；其次，能利用春节走门串户拜年之机，和群众拉家常、倾听群众呼声；再就是躲开了送礼风。

　　毕谦益：领导干部也应该向我们的总书记和总理学习，深入下去，到人民群众中去，到老区去，去了解群众的生产情况和生活的如何，掌握进行工作的第一手信息和解决问题的智慧，那里是一个任你洗刷干净思想和施展才能的海洋！

　　“大环境”说

　　王廷连：营造“廉年”大气候，既要从宏观上着眼，也要从微观上入手。首先，要因势利导、借势打力，加大反腐倡廉的宣传力度。第二，要集中时间、落实人员，及时传达贯彻中纪委全会精神。第三，要加强监督、严格考核，保证领导干部监督考核的严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