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3日，《法制日报》一则题为《武汉千元一条香烟竟然供不应求记者调查谁在消费天价香烟》的报道，在社会引起了很大反响。近日，武汉烟草(集团)公司负责人对此事作出回应，竟然高调表示，天价烟保护了部分干部，并宣称烟是“智慧的源泉，财富的来源，健康的象征，友谊的桥梁”(《法制日报》3月28日)。

　　“天价烟保护干部”，这个观点如此新颖独特，以至于要令所有人都大跌眼镜了。可如果您是一个熟悉中国国情，深谙官场之道的人，估计就不会有太大反映了。以目前公务员的正常收入，哪怕一个省部级干部，要是经常都抽这种千元一条的天价烟，哪怕他不吃不喝，荷包肯定也是承受不起的。可事实上，如今有些地方，哪怕是一个小小的办事员，只要他有权，都有能力整天叼着它。近年来，国家厉行反腐，公务员为贪污受贿所付出的成本越来越大，因此，明目张胆收受贿款和财物的行为也越来越少。然而，减少不等于消亡，隐蔽不等于收敛，相反，行贿受贿者变得越来越精明，游刃有余地行走于法、理、情的边缘地带，令纪检司法人员毫无办法。于是，各种打着人情往来的幌子，披着正常交际外衣的贿金或红包高档烟酒、补品、消费券等便日益浮上台面。

　　物化成消费品的贿金或红包之所以能大行其道，关键在于：一方面，消费品同样具有市场价值，既可以满足贪欲者的腐败生活，又可以“套现”，就本质而言，和直接送钱没什么区别；另一方面，贿金或红包披上消费品的外衣以后，领导干部不仅可以堂而皇之地接受，而且能躲避法律追究。

　　“天价烟”何以能保护干部？其一，这和我国深厚的人情社会传统，以及国人普遍缺乏对行贿受贿的“零容忍”态度有关。在国人看来，给上司、下属或者有工作往来的朋友送条烟，这只不过是再普通不过的人际交往罢了。可是，同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欧美，一经发现，后果将极其严重，不仅相关部门会来追究其责任，而且还会引起全社会群起而攻之，或批评指责，或撤职开除，直至其无地自容。

　　其二，也是更为重要的一点，在于它抓住了中国相关立法粗枝大叶这一弱点，能让行贿受贿者大大方方“钻空子”。比如我国刑法、公务员法以及各种党内条例虽都有关于领导干部受贿的规定，但对犯罪标的物的界定却过于宽泛，对礼品、红包等灰色地带既没有明确的定性，也没有细化的定量。

　　在这方面，国外其实已有很多经验可以借鉴。芬兰的法律就将公务人员所能接受的最高价值礼品定为24美元(20欧元)左右，否则即为受贿。在美国，如果公务员接受价值300美元以上的礼品，必须依法作出说明，并将礼品上交。贵为国家安全助理的理查德·艾伦就曾因收受两只手表的礼物未上交而受到法律追究。因此，“天价烟保护干部”的观点，虽然是对我国反腐现状的一个反讽，但同时确实也是一个完善反腐制度的提醒。